普通员工涉巨额诈骗被诉八年以上，良承律师精准切割责任，量刑破局

本案属于典型的平台型经济犯罪案件，事实复杂、法律争议点多。常林海律师摒弃单一量刑辩护的被动思路，针对本案五大核心法律难点逐一精准施策，构建起 “定性之辩—主观之辩—数额之辩—地位之辩—量刑之辩”五层递进式辩护体系，在认罪认罚框架内实现辩护效果最大化。

本案首要争议在于，所有业务均以公司名义签订协议、决策由实控人主导，王某作为普通员工的行为应纳入单位犯罪框架还是按个人犯罪评价，直接决定整体责任框架与量刑基准。

常律师敏锐捕捉到本案定性关键：所有业务合作均以公司名义签订书面协议，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，与普通诈骗存在本质区别。依据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，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系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，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，合同履行中的诈骗行为应当优先适用合同诈骗罪；

同时依据《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一条，单位可构成合同诈骗罪主体。

据此常律师提出分层主张：优先认定本案构成单位合同诈骗罪，王某作为公司普通员工，其行为应纳入单位犯罪框架评价；即便不认定单位犯罪，也应当按照个人合同诈骗罪审视王某的责任。这一主张不仅为数额辩护提供了法理支撑，也为后续量刑辩护奠定其主观恶性较轻夯实了基础。

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，王某年仅20岁出头、入职后仅领取每月3000元固定工资且未参与利润分配，仅执行上级指令制作数据，能否认定其具有“明知诈骗”的主观故意。

常律师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，从利益、认知、行为三个维度否定其核心诈骗故意：

·利益层面，无利润分成则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驱动基础；

·认知层面，王某社会阅历有限、且系单纯执行岗位指令，无法预见行为的刑事违法性；

·行为层面，制作数据图片系受主犯赵某安排，未主动设计骗局、与主犯无事前犯意联络，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，合同诈骗罪须以“非法占有为目的” 为法定前提，诈骗类犯罪主观目的的认定严禁仅凭客观损失结果反向推定。

据此常律师提出，王某既无非法占有的目的驱动，亦无主动诈骗的行为与共谋，不具备完整的诈骗犯罪主观故意，主观恶性显著较低，依法应当在责任范围认定与量刑中予以充分体现。

本案中公诉机关将被害人万某的310万元全部认定为王某涉案数额，但多笔款项发生在其参与之前，或由主犯独立实施，如何合理切割个人责任范围是数额辩护的关键。

常律师逐笔梳理资金流向、核对王某参与时间节点，将310万元精准拆分：

·第一笔150万元发生在王某参与相关工作之前，属于正常合同履行款，与己无关；

·第三笔100万元系主犯赵某独立虚构骗取，王某不知情、未参与；

仅剩余60万元存在形式上的参与且无共同预谋。

根据共同犯罪“仅对故意范围内的行为承担责任”的规则，超出主观认知和参与范围的犯罪数额不应计入个人责任。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，认定王某仅对60万元承担刑事责任，成功将涉案数额压缩超80%。

司法实践中，单位犯罪认定门槛较高，即便不认定单位犯罪，仅执行职务行为的普通员工，其个人责任也应与参与程度、主观认知相匹配，如何在单位犯罪辩护与个人责任辩护间构建递进逻辑，是辩护策略设计上的核心。

常律师构建双层递进逻辑：优先主张单位犯罪；若单位犯罪不被采纳，则通过证据清晰划定当事人工作边界——王某仅从事店铺维护、商品上架、客服对接等基础性运营事务，未参与业务模式设计、资金管控、优惠政策制定、利润分配等核心环节，在共同犯罪中仅起次要、辅助作用。依据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“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”的规定。该辩护主张成功固化了王某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地位，为大幅减轻处罚提供了强制性法定依据。

当事人认罪认罚意味着放弃无罪抗辩，在此前提下如何争取最大幅度的量刑优惠，同时兼顾罪责刑相适应原则，是本案面临的程序性关键挑战。

常律师综合运用从犯、坦白、认罪认罚、初犯偶犯等多重法定与酌定量刑情节，结合王某已被羁押一年八个多月的实际情况，提出 “判处一年九个月” 精准量刑建议，从罪责刑相适应和人文关怀两个维度增强说服力。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，认罪认罚与其他从宽情节并存的，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相对更大的从宽幅度。最终推动法院在法定刑以下大幅减罚，实现“判决即接近刑满”的辩护目标。

三重突破，刑期即将届满